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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保理合同的定义与实务中保理合同的识别、认定
发布来源: 金融微法务 发布时间:2021-01-13

一般来讲,保理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资金融通、应收账款催收或者管理、付款担保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因设立主体、行业准入和监管要求上的差异,保理目前在我国区分为银行业保理和商业保理,但在交易结构上并无不同,所涉及的保理合同也是相同的。

保理法律关系,涉及保理商与债权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交易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关系的核心。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

按照上述规定,保理合同具备以下特征:

(一)保理合同必须具备的要素是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没有应收账款的转让就不能构成保理合同。所谓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债务人付款的权利以及依法享有的其他付款请求权,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但不包括因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而产生的付款请求权,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付款请求权。

(二)保理合同还需要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但是保理人并非必须提供上述所有各项的服务。《国际保理公约》第1条第2款第2项要求保理人在其列举的四种服务中至少要提供两种,《国际保理通则》第1条仅要求提供一项即可,我国的《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6条、银行业协会的《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第4条以及其他一些司法文件也仅要求提供一项即可。无应收账款转让的,不构成保理合同;但是,仅仅只是应收账款转让的,也同样不构成保理合同。保理人提供哪些服务,取决于保理人和应收账款债权人之间的约定。

    实践中的情况是复杂的,有部分保理人与交易相对人虚构基础合同,以保理之名行借贷之实;有部分非保理人签订保理合同,当事人对合同性质的认定各执一词。对此,需要从根据保理合同定义、特征予以识别、认定。

    案例一:(2019)最高法民终1132号丰都远通航运发展有限公司、上海马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保理商必须是依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商业保理公司。

(一)基本事实

2013年7月22日,远通公司(甲方、发包人)与神龙公司(乙方、承包人)签订《重庆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工程建设施工合同书》,载明:甲方经丰都县人民政府授权确定为重庆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工程建设项目的建设业主,甲方就该项目进行邀请招标模式招标,乙方参与投标并中标;合同价为139,299,330.78元;甲方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工程结算价=中标价+因甲方原因的设计变更和工程补充等结算价,最终以国家审计机关丰都县审计局审计金额为准;工程款的支付方式和时间:交工验收后一次性支付合同价款的50%,竣工验收后一年内支付合同价款的45%,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完后10日内支付剩余工程款。

2016年11月10日,马洲公司(受让方)、远通公司(债务人)与神龙公司(转让方)共同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该合同中各方均无争议的条款如下:鉴于转让方与债务人签署了《重庆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约定债务人委托转让方建设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工程项目,债务人按约定向转让方支付上述项目的回购款;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建设工程合同工程量为21,680万元,最终工程量以审计结算为准,确认转让方享有对债务人金额为不高于1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受让方拟设立“契约式基金”,以募集的资金受让转让方享有的对债务人的上述应收账款中金额为不高于1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债务人已知悉并同意转让方将标的应收账款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受让方。1.转让标的:本合同项下的转让标的为转让方因建设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工程项目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金额为不高于15,000万元的应收账款,即标的应收账款。2.转让价款:标的应收账款转让价款金额不超过15,000万元,最终转让价款金额以基金实际募集的资金金额为准……4.标的应收账款的交割:受让方支付转让价款之日,即享有全部标的应收账款,受让方支付转让价款之日即为标的应收账款的交割日;债务人同意并承诺,债务人签署本合同即视为已知悉并同意转让方将标的应收账款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无需向债务人另行发送标的应收账款的通知;标的应收账款交割日起,债务人将按照本合同及合同附件的约定将偿还标的应收账款的资金支付至受让方指定的托管资金账户……6.各方义务:转让方的义务:转让方确认并承诺标的应收账款应符合如下条件:依基础合同性质和法律法规规定,标的应收账款是可以转让的,基础合同当事人并未做出“不得转让”的类似约定;标的应收账款未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或限制权利等条件,除本合同约定内容外,转让方未对标的应收账款做出任何其他处分。转让方承诺,受让方持有标的应收账款期间,转让方不得以标的应收账款进行任何融资行为和/或在标的应收账款上设定任何形式的担保或限制权利等……7.标的应收账款的回购:受让方支付标的应收账款转让价款后,转让方应按合同约定对应支付标的应收账款回购价款,任何回购价款的支付期限为对应的转让价款的支付日起12个月,转让方应于该期回购价款支付期限届满之日付清该期回购价款……10.陈述与保证:转让方承诺将转让标的应收账款所获得的资金用于工程的建设,未经受让方同意,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17.争议解决:与本合同有关或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有关争议,合同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应向受让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由败诉方承担……20.其他事项:本合同经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该合同落款处由马洲公司、远通公司、神龙公司加盖公章,并由其各自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印章。

    同日,马洲公司(受让人)与神龙公司(出让人)签订《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并于2016年11月24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登记信息中转让财产描述为“丰都远通航运发展有限公司与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签署了《重庆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工程建设施工合同》,丰都港区水天坪作业区一期建设工程合同工程量为21,680万元,最终工程量以审计结算为准,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与上海马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10日签订了应收账款转让合同”,转让财产价值为1.5亿元。

    上海马洲重庆丰都市政项目私募投资基金于2016年12月9日成立,基金管理人为马洲公司、托管人为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4月21日,马洲公司通过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马洲重庆丰都市政项目私募投资基金托管专户陆续向神龙公司支付转让价款合计119,875,000元。

远通公司提交的水天坪码头一期工程土建部分划拨款明细表记载:2015年2月10日至2018年2月14日,远通公司陆续向神龙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137,692,784.08元。其中,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10月28日支付工程款共计42,604,439元,在《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签订以后,2016年12月20日至2017年2月21日支付工程款共计37,218,315.08元,在马洲公司支付最后一笔转让价款以后,2017年7月7日至2018年2月14日支付工程款共计57,870,030元。

    2016年12月16日至2017年3月17日,万健公司陆续向神龙公司出具借条共9张,由万健公司向神龙公司借款共计4,000万元,年利率均为19%,借款期限均为18个月。每张借条均载明此款来源于马洲公司受让神龙公司重庆丰都项目应收账款(债务方:远通公司),根据《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如上述《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出现回购期满转让方不能及时回购的经济责任纠纷,本借条项下未按时偿还部分的借款应由担保方承诺偿还。马洲公司作为担保方在上述借条落款处加盖公章。上述款项由神龙公司分别于借条出具当日支付至万健公司的账户。

    2018年2月,马洲公司(甲方)与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中伦文德上海分所)(乙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该律师事务所就本案向马洲公司提供服务。2018年2月27日,马洲公司向中伦文德上海分所支付律师费25万元,中伦文德上海分所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8年2月26日,马洲公司(甲方)与重庆融真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真担保公司)(乙方)签订《委托担保服务合同》,约定该公司为马洲公司在本案的诉讼保全提供担保。2018年2月27日,马洲公司向融真担保公司支付保全担保费12万元,融真担保公司随后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从《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的约定来看,包括了神龙公司将其对远通公司的债权转让给马洲公司,马洲公司向神龙公司支付转让价款,以及马洲公司在回购期限届满时有权要求神龙公司回购上述债权等内容。而保理合同是指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签订的,约定将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订立的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出租资产等基础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保理商,由保理商向债权人提供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应收账款催收、资信调查与评估、信用风险控制及坏账担保等至少一项服务的合同。保理商必须是依照国家规定、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开展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和商业保理公司。因此,本案法律关系与保理合同关系并不相同,本案系包含了债权转让以及债权回购的无名合同。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上诉人主张案涉合同系商业保理合同,根据2012年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2019年10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商业保理合同系从2012年开始试点,并着重完善从事保理业务的企业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的合规性,在法律上尚无特殊规定。同时,本案各方在签订案涉合同之时并未表明保理行为的意思表示,即使案涉《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内容有保理合同的特征和倾向,因双方主体以及意思表示的因素,也不应认定该合同性质为商业保理合同。另外,庭审中远通公司又变更其关于合同性质的主张,认为《应收账款转让及回购合同》系借款合同,本院认为该主张也不能成立。上诉人所谓的借款意思表示仅系其单方主张,案涉合同明确约定,神龙公司向马洲公司转让其对远通公司享有的应收账款,各方并无订立借款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远通公司认为债权回购条款的约定类似于借款合同的利息,应认定系借款法律关系,该主张显然与客观事实及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符。

    案例二:(2020)最高法民终155号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安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融资是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转让应收账款则是保理区别于其他金融服务的核心特征

    (一)基本事实

    2014年8月13日,工行延安分行(甲方)与宝姜石化公司(乙方)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编号:2014[EFR]00159号),约定乙方将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甲方,甲方审查确认后,按照合同项下每笔应收账款发票对应的保理融资金额之和,给予乙方总金额5000万元的保理融资。乙方对有追索权保理业务项下融资承担最终偿还责任,无论何种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及时、足额收回应收账款,均不影响甲方对乙方行使并实现追索权。融资到期日保理账户中的金额不能足额支付其所对应的保理融资本息的,甲方有权从乙方的任何账户中扣收相应款项以清偿全部融资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费用。合同还对保理融资的期限、利率,应收账款的回收、回购,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附件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及其明细表载明案涉购货方为奇春公司。

     2014年8月7日,宝姜石化公司(甲方)、工行延安分行(乙方)、奇春公司(丙方)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作协议》,约定为甲方和乙方办理应收账款国内保理业务,三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在乙方的网点开立应收账款国内保理专户,账号26×××73(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延安宝塔区支行)。2.丙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向甲方支付的成品油购油款全部拨付至甲方在乙方网点开立的上述应收账款国内保理专户。3.本协议自各方签订并盖章之日起生效。各方应本着诚信原则履行。若有一方不履行本协议,乙方有权宣布甲方在乙方办理的以转让其与丙方销售成品油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国内保理融资业务提前到期,要求甲方立即归还。同日,奇春公司通过《同意办理国内保理融资确认函》确认以下事项:1.宝姜石化公司已按照2014年7月16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向奇春公司履行了供应成品油的义务,该笔交易产生的货款支付不存在任何纠纷。2.奇春公司按照购销合同约定,确认截至2014年8月7日应向宝姜石化公司支付该笔货款6253.510848万元,付款期限确定为一年。3.奇春公司同意宝姜石化公司就该笔货款向工行延安分行申请办理国内保理融资业务。4.奇春公司确保将上述资金在指定的付款时间全部支付至宝姜石化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延安宝塔区支行营业部开立的结算账户26×××73。同日,奇春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中向工行延安分行确认,已收悉工行延安分行与宝姜石化公司(销货方)联合致函奇春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奇春公司对通知书述及的应收账款无异议,并承诺应收账款到期时将相应款项支付到通知书确定的账户。

    上述合同签订后,工行延安分行于2018年8月13日向宝姜石化公司发放了5000万元保理融资款。贷款到期后,宝姜石化公司未偿还本金及利息,截至2016年5月20日,拖欠贷款本金5000万元及利息5501494.86元。在上述合同签订前,截至2014年7月25日,奇春公司已将货款全部支付给了宝姜石化公司。

    2014年8月13日,工行延安分行(甲方)与刘耀辉(乙方)为案涉保理合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甲方因与宝姜石化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的主合同(编号为2014[EFR]00159号《国内保理业务合同》)而享有的对宝姜石化公司的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还约定了保证期间、违约责任等其他事项。

    2015年8月4日,工行延安分行(甲方)与宝姜能源公司(乙方)签订《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乙方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4年4月21日至2015年2月4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甲方因与宝姜石化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协议、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共6笔,融资余额总计28223万元(融资情况详见《贷款清单》)而享有的对宝姜石化公司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合同还对抵押担保的范围、抵押权实现的方式等具体问题做了约定。《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同日,工行延安分行(甲方)与宝姜新能源公司(乙方)签订《抵押合同》。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

(二)法院观点:

二审法院认为,总结诉辩观点,本案二审审理的焦点问题可归纳为两点:1.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及合同的效力;2.将奇春公司认定为本案主债务人是否正确。对此,本院作如下评判:

    1.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

    首先,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奇春公司上诉提出,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是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不是保理合同关系。本院认为,融资是金融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转让应收账款则是保理区别于其他金融服务的核心特征。本案中,奇春公司与宝姜石化公司、工行延安分行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作协议》,并通过《同意办理国内保理融资确认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向工行延安分行确认已收到案涉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对应收账款无异议,同意就该笔应收账款办理保理业务,确保将该笔资金支付至保理专户。其后,工行延安分行与宝姜石化公司订立《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向宝姜石化公司发放融资款。上述四份文件及其签订的过程证明,工行延安分行、宝姜石化公司、奇春公司三方当事人意愿建立的是以宝姜石化公司向工行延安分行转让对奇春公司的应收账款,工行延安分行向宝姜石化公司提供资金融通为主要特征的保理关系。因此,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保理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概因保理合同在现行合同法体系下系无名合同,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已明确认定本案系保理合同关系,本院对此认定予以维持,对奇春公司此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其次,本案保理合同的效力。奇春公司上诉称,案涉应收账款在保理合同订立前已清偿完毕,保理合同项下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合同无效。本院认为,本案保理合同要件齐全、形式完备,合同文本上的真实签章表明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合同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奇春公司在合同订立时向工行延安分行确认应收账款真实存在,在诉讼中又以不存在真实的应收账款为由对抗工行延安分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奇春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工行延安分行明知虚构的情形下,该公司确认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行为,构成对工行延安分行的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欺诈的法律后果是赋予受欺诈方撤销权。工行延安分行选择不行使撤销权,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奇春公司以合同无效进行抗辩,显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

    首先,工行延安分行作为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享有向债务人奇春公司主张债权的权利。奇春公司上诉称工行延安分行未提交债权转让通知书原件,不能证明该公司收到了债权转让通知,该转让对其不发生效力。本院认为,奇春公司已经通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确认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且该公司认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的真实性,故无论工行延安分行是否持有和提交债权转让通知书原件,都不足以否定奇春公司自认的事实,该转让对奇春公司具有效力。奇春公司还称,案涉《国内保理业务合作协议》未约定工行延安分行享有向奇春公司追索应收账款的权利,工行延安分行不能要求奇春公司还款。本院认为,未约定不等同于否定,本案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由四份文件确定,除《国内保理业务合作协议》外,《同意办理国内保理融资确认函》《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三份文件均明确约定了工行延安分行对奇春公司的权利。本案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放在保理合同法律关系的整体框架中去理解,而不能割裂地、片面地理解个别文件。在没有明确的否定性约定的情形下,工行延安分行作为应收账款受让人当然地享有追索债权的权利。

    其次,奇春公司是本案保理合同法律关系框架下的主债务人。奇春公司提出,本案应收账款转让的实质是让与担保,奇春公司不应作为主债务人。本院认为,让与担保是将标的物转移给他人,当债务不履行时,该他人可就标的物受偿的一种非典型担保,其目的在于担保而非让与。而本案转让应收账款是为融资提供对价,而非担保,与让与担保有质的区别。同时,《国内保理业务合作协议》专门约定了工行延安分行对宝姜石化公司的追索权,在不能及时回收应收账款时给宝姜石化公司施加了回购义务,此种设计相当于由宝姜石化公司对奇春公司的清偿能力提供担保。在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模式下,应收账款债务人是保理回款的首要来源,一审判决将奇春公司作为本案主债务人,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案例三:(2020)沪74民终111号中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青岛拓通供应链有限公司等与张光德、田家礼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保理业务系以债权人让与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出让人通过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取得资金,获得资本融通。

(一)基本事实

2016年12月7日,中信保理公司与拓通公司签订《服务协议》,约定中信保理公司担任拓通公司保理服务顾问,为拓通公司提供应收账款管理的保理服务,拓通公司应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保理服务费20万元。同日,双方签订编号为中信保(2016)XMSH-22号的《保理合同》,约定,拓通公司将其与采购商已经发生但尚未到期的应收账款以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将发生的应收账款及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中信保理公司,中信保理公司同意根据拓通公司的销售结算特点和需求,为其提供销售结算账户管理、贸易融资等相关保理服务。中信保理公司向拓通公司核准保理融资额度为2,000万元,保理融资期限从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12月7日,保理融资期限内可一次或分次提款,但每次提款需经中信保理公司同意。融资指定账户为拓通公司设立在中信银行青岛市北支行尾号为5615的账户(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指定账户)。保理融资到期时,若应收账款回款不足以抵扣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的,拓通公司应于保理融资到期日前或当日按中信保理公司要求无条件补足差额,若拓通公司未补足差额,则还应从保理融资到期之日的次日起按日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逾期管理费。拓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同意另行签署《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承诺书》,自愿对本合同项下拓通公司须承担的全部义务承担无限连带保证责任。保理费按固定费率计收,为中信保理公司向拓通公司实际发放保理融资款金额×保理费率×时间,保理费率(月费率)为0.667%,不足一月按日收取,(日费率=月费率/30);逾期管理费按保理融资到期时中信保理公司仍未收回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融资款逾期天数*千分之一计算。若拓通公司发生违约情形,拓通公司应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照中信保理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转让核准明细表》列明的应收账款总额的5%计算;若拓通公司或采购商出现不能履行、怠于履行或拒绝履行本合同、商务合同项下的义务之情形,则中信保理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拓通公司提前回购其转让给中信保理公司的应收账款,拓通公司应支付的款项为中信保理公司未收回的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及其他拓通公司应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的一切费用等。

同日,拓通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出具《保理融资申请书》和《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保理融资申请书》载明申请融资金额为2,000万元,期限从2016年12月7日起至2017年5月15日。《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载明应收账款金额3,826,917.60美元,已付款金额、付款方式及账户、合同到期日均为空白。同时,拓通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提交了《销售合同》,载明卖方为拓通公司,买方为TURBOWHOLESALETIRES.INC,合同总金额为3,826,917.60美元,装运时间为2016年12月至2017年5月,付款时间为B/Ldate(海运提单日期)180天内。还提交了同意申请保理融资的《股东会决议》,承诺所提交资料真实有效的《申请人承诺保证书》。中信保理公司出具《保理融资核准通知书》《应收账款转让核准明细表》,内容与申请一致,对拓通公司的融资申请予以核准。中信保理公司并就《保理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的内容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进行了登记。同日,陈秀芹与中信保理公司签订《抵押合同》,承诺以其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XXX号乙XXX室的房产为拓通公司就《保理合同》所负债务向中信保理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中信保理公司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向债权人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逾期管理费、提前还款费、违约金等一应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等。双方办理了房地产抵押登记,中信保理公司取得该房屋的抵押权。并且,陈秀芹、张光德、田家礼、刘卫红、田家智、恒宇公司分别与中信保理公司签订《担保协议》,为拓通公司就《保理合同》所负债务向中信保理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中信保理公司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向债权人支付保理融资款、保理费、账户管理费、逾期管理费、提前还款费、违约金等一应费用,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等。

同日,中信保理公司向拓通公司中信银行指定账户转账2,000万元,并向拓通公司出具《保理费通知书》,载明拓通公司应付保理本金及保理费的金额和时间,每月保理费按年8%(即月0.667%)收取,当日应付首期保理费111,111.11元和咨询费(服务费)20万元,合计311,111.11元,此后2017年1至5月,每月支付保理费,2017年5月15日支付2,000万元保理本金。

同日,拓通公司自中信银行指定账户向中信保理公司转账311,111.11元,附言:服务及保理费。此后,同年12月至2017年5月,拓通公司每月按《保理费通知书》载明的金额,自中信银行指定账户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保理费,共支付保理费706,666.66元,保理服务费20万元。期限届满,拓通公司未按约归还本金。2017年5月18日,中信保理公司通过韵达快递向被告拓通公司寄送《保理融资到期催收函》,要求拓通公司立即偿还保理款等。2017年10月17日,案外人信邦典当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转账100万元,附言:“代青岛拓通归还中信保理欠款”。中信保理公司将该100万元以拓通公司支付的逾期管理费收取。此后,拓通公司未再向中信保理公司付款。2018年7月17日,中信保理公司通过韵达快递分别向陈秀芹、张光德、田家礼、刘卫红、田家智、恒宇公司寄送《催收函》,要求立即支付中信保理公司《保理合同》项下所有的欠付款项,未果。2018年8月21日,中信保理公司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此后,中信保理公司先后支付律师费合计453,000元,并将纠纷诉至一审法院。

     2016年12月5日,拓通公司与恒宇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家礼签订《借款协议》,约定田家礼向拓通公司借款2,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6年12月7日至2017年5月15日;借款月息为1%,指定恒宇公司账户为收款账户,并由恒宇公司、张光德、田家智等提供担保等。2016年12月7日,拓通公司收到中信保理公司2,000万元后,当日将2,000万元转入指定的恒宇公司账户,附言:借款。2015年12月,中信保理公司与拓通公司曾签订《保理合同》,融资额度为2,000万元,期限为2015年12月11日至2016年12月11日,合同内容与涉案《保理合同》基本一致,陈秀芹和恒宇公司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和房产抵押担保等。期间,2016年6月,中信保理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核准明细表》上载明的买方亦为TURBOWHOLESALETIRES.INC,应收账款总金额为3,995,224美元,已付款金额、付款方式及账户、合同到期日亦为空白。拓通公司中信银行指定账户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2月、2016年3月、2016年6月,中信保理公司分别将2,000万元融资款转入拓通公司账户,拓通公司再转至恒宇公司账户。期间亦有2,000万元从恒宇公司转入拓通公司账户,拓通公司再转入中信保理公司账户。2016年12月1日,中信保理公司人员左某向拓通公司人员发送邮件并抄送恒宇公司人员,称就续作签约事宜,要求周二先汇款进来,周三再给拓通放款,要求恒宇公司做好还款和新作合同的收付费事宜。2017年3月,中信保理公司人员左某向拓通公司人员发送邮件,称恒宇公司保理费支付逾期及失信情况,要求拓通公司及时提示恒宇公司支付保理费。2017年5月,中信保理公司原负责人钱某与拓通公司人员微信记录中,提及“表面融资人是拓通,出现逾期的话体现在你们身上”,“跟恒宇沟通了一下,因没法继续授信,只能以拓通名义先办理3个月展期吧”。此后,恒宇公司向拓通公司,拓通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申请展期,中信保理公司最终未予核准。

    (二)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1.关于《保理合同》的缔约主体。拓通公司认为涉案《保理合同》的签约目的是为了实现中信保理公司向恒宇公司的融资放款,拓通公司仅为通道,非合同主体。中信保理公司否认通道性质,坚持拓通公司为合同主体。恒宇公司的陈述意见为,中信保理公司系通过与拓通公司签订《保理合同》,并由恒宇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融资借款。根据涉案《保理合同》及2015年《保理合同》,及2,000万元融资款项多次在中信保理公司、拓通公司和恒宇公司之间流转的事实,可以确认恒宇公司为《保理合同》2,000万元融资款项的实际用款人,相关的邮件、微信记录表明中信保理公司对此亦是明知的。三方在明知实际用款人的前提下达成中信保理公司和拓通公司之间的《保理合同》合同关系,中信保理公司和恒宇公司的担保合同关系,以及拓通公司和田家礼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为三方的洽谈结果和意思表示,并不违背法律规定。正如恒宇公司陈述意见,此为三方确认的合同关系和方式。拓通公司辩称其并无融资需求,只是单纯提供融资通道,《保理合同》为三方虚假通谋。但从中信保理公司的微信聊天记录“表面融资人是拓通,出现逾期的话体现在你们身上”,可以反映出中信保理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坚持以拓通公司为合同相对方,而非以恒宇公司为合同相对方,非将拓通公司作为虚设主体的意思表示。故拓通公司主张的三方虚假通谋不能成立。拓通公司接受融资后再行转贷,亦为其融资目的,且涉案《保理合同》和《借款协议》的利率约定存在差额,不能排除拓通公司转贷谋利。即便本案纯属恒宇公司借拓通公司名义签约,拓通公司为名义融资人,恒宇公司为实际融资人,拓通公司亦应当对其签约后果承担责任,中信保理公司作为债权人有权选择拓通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拓通公司向中信保理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后,可依据其与恒宇公司之间的债务关系另行追索。故一审法院认定拓通公司为本案《保理合同》的缔约主体,应当向中信保理公司承担合同责任。2.关于《保理合同》的性质和效力。保理业务系以债权人让与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出让人通过将自己的债权转让给保理商取得资金,获得资本融通。根据查明事实,拓通公司转让的应收账款的债务人系外商,《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上并无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合同到期日也不明,从《销售合同》上看,装运时间与融资期限基本一致,而付款时间则为180天内,远远超过融资期限,中信保理公司并无就该应收账款作核实调查,转让通知亦未发出,该应收账款无法确定,中信保理公司更无对应收账款进行催收、管理等服务行为,不符合保理合同的核心要件。双方签订涉案《保理合同》及《应收账款转让明细表》等一系列材料,系以保理合同为名实现融资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中信保理公司与拓通公司之间为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因拓通公司所依据的《商务部关于商业保理试点有关工作的通知》非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本案亦无其他无效情形,该借款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3.关于《担保协议》及《抵押合同》的效力。主合同有效,涉案《担保协议》及《抵押合同》并无其他无效情形,亦为有效。涉案《保理合同》虽认定为借款合同,但各担保人均知晓并认可主合同的内容,其出具担保,应当按照《担保协议》及《抵押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上海金融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中信保理公司与拓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2.系争《担保协议》《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3.拓通公司应承担的债务金额问题。关于争议焦点1,拓通公司主张其与中信保理公司签订《保理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恒宇公司能获得中信保理公司的融资款项,该份合同是三方通谋虚伪的结果,应为无效。对此,本院认为,所谓通谋虚伪行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通谋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通谋虚伪行为包含两个行为,一是伪装行为,即行为人和相对人通谋表示虚假意思的行为;二是隐藏行为,即被伪装行为所掩盖的,代表行为人和相对人真实意思行为。从拓通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来看,其对于一审判决就系争《保理合同》系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认定无异议,其要求确认无效所针对的是拓通公司与中信保理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从拓通公司与恒宇公司实际控制人田家礼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来看,协议中所约定的借款金额、期限均与系争《保理合同》的约定相符,且该协议所约定的利率高于系争《保理合同》约定的保理费率。从系争借款的流转过程来看,拓通公司收到中信保理公司的融资款项后即将该笔款项划转至《借款协议》所约定的恒宇公司账户。由此可见,本案中尚不能排除拓通公司将自中信保理公司处所获得的融资款项转借给恒宇公司获取利益的可能。鉴于拓通公司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中信保理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存在通谋虚伪行为,且中信保理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故对拓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陈秀芹主张其系为配合中信保理公司,作为拓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形式上提供保证及抵押担保,该担保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不应承担保证及抵押担保责任一节,本院认为,虽系争《保理合同》名为保理实为借贷,但陈秀芹作为拓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在提供担保时理应知晓主合同的内容,且其所签订的《担保协议》《抵押合同》亦无其他无效情形,现中信保理公司与拓通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有效,故系争《担保协议》《抵押合同》亦应有效,陈秀芹作为担保人理应按约承担担保责任。陈秀芹提出的上诉理由,于理无据,本院亦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3,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按照年利率8%计算,融资期限内的利息应为695,674.07元,中信保理公司自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收取的保理费595,555.55元,视为实际收取的利息,故拓通公司还应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利息100,118.52元。一审判决将拓通公司应支付的该笔利息从该公司欠付本金中予以扣除,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拓通公司应向中信保理公司返还的本金为19,688,888.89元。关于拓通公司应向中信保理公司支付的逾期利息,一审已将适用利率调整为年利率24%,于法无悖。至此,以拓通公司尚欠本金19,688,888.89元为基数,计算至2017年10月17日拓通公司应支付的逾期利息为2,034,518.52元。信邦典当公司代拓通公司支付的100万元,中信保理公司主张抵充逾期利息,于法有据,可予准许。至此,截至2017年10月17日,拓通公司欠付的逾期利息为1,034,518.52元。一审就此所做判决有所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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